[摘要]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网络谣言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路径研究方法，考察了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艾滋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以往研究者多对谣言持彻底否定的观点，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本文则发现，艾滋谣言在时空的作用下已经获得一种“生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斩草除根。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谣言有助于民众缓解焦虑、获得认知。互联网等新媒体既是振荡的推动器又是矛盾的减压阀。因此，我们应建立长效的监测与预警机制，在控制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允许其正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互联网；谣言；艾滋病；社会转型

　　引言

　　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从人声鼎沸的门户网站到窃窃私语的QQ聊天室，每天都在产生、传播各种流言蜚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谣言，蛊惑网民，流毒社会。

　　在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中，和艾滋病有关的可谓经久不衰。从1998年第一则“艾滋针剧院扎人”的谣言由美国得州互联网传入中国，到2008年“新疆烧烤传播艾滋病”通过网络风行于大江南北，十年间，在时空的双重影响下，艾滋谣言俨然获得了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传播的病毒式生命力，先后衍生了艾滋西瓜、艾滋针、艾滋血、艾滋牙签、艾滋羊肉串等一系列变种，通过网上网下的“交叉传染”，渗透到成百上千的中国城市，拨动芸芸众生的敏感神经，考验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

　　本文将对各类艾滋谣言的典型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其演变过程；同时，本文将重点分析艾滋针谣言的传播路径，以追寻其流传轨迹。而所有这些研究，都将置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以管窥豹，从艾滋谣言中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以及我们这些百姓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文献回顾

　　谣言现象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典籍屡有论述(如《离骚》、《吕氏春秋》等)。从口耳相传到网络散播，谣言的媒介载体虽历经更新换代，核心内涵却一直没有变：它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Allport & Postman，1947)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Rosnow, 1988)，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1966)，本质上是舆论的畸形变态(陈力丹，1999)。

　　在汉语中，谣言一词本为中性(谈谷铮，1989)。在信息极度匮乏的古代社会，谣言填充了百姓和政府之间的沟壑。在汉代，“举谣言”曾经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黄宛峰，1988)。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谣言都曾被用作政治传播的基本元素，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黄岭峻，王芳，2006)。但是到了近现代，谣言逐渐被界定为贬义词，如“洪水猛兽”般惹人嫌恶。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研究者从宏观层面入手，指出谣言是环境危机的产物(刘建明，2002)，道德恐慌与信任缺失是其社会渊源(景军，2006)。

　　反观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指出谣言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更重视其背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Rosnow & Foster，2005)。他们认为：一方面，谣言是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人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Rosnow，1988)；另一方面，谣言是社会群体在经历混乱时期，为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Bordia & Difonzo，2004)。Allport与Postman(1947)通过实验发现的谣言传递基本定律——谣言的流传程度=话题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内容的模糊程度(ambiguity)——虽然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奉为圭皋，但也因忽视个人差异和集体互动而受到批评。而这条六十年前发现的定律在互联网上的适用程度则更令人担忧。

　　毋庸置疑，对谣言影响机制的研究是中外学者的共同兴趣之所在。兴起于二战期间的谣言研究，最初的关注点是军队士气。今天，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汉学家孔飞力(1999)从乾隆年间“叫魂”妖术大恐慌中窥探到谣言对专制社会秩序的侵扰。新闻学者针对非典的相关研究也展示了流言的“反权利”功能(严三九，徐晖明，2004)。传播学者发展出一系列理论武器，从魔弹论到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等，都从某种程度上阐述着谣言的社会影响。其中，第三者效果理论(Davison，1983)为谣言所造成的虚假新闻、社会恐慌和民众哄抢提供了最有力的诠释。

　　在谣言控制方面，国外研究者较多地是针对具体的案例来提出具体的手段，而政府也不是他们主要的进言对象。中国学者则热衷于为政府献计献策，提出“一揽子”谣言应对策略，虽然面面俱到，但是操作性却不强。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谣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泛滥势头。“比尔?盖茨遇暗杀”、“清华学子遭毒打”、“唐山男孩被活埋”，无论贵贱贫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靶标。有些谣言从网上走到网下，扰乱社会的安定和谐，引发民众的错乱恐慌，甚至展现出“倾国倾城”的威力。在国外，网络谣言曾为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推波助澜；在中国，深圳K113公车被洗劫和上海将遭遇海啸地震的谣言都是通过网络不胫而走，虽经有关部门辟谣，却仍然在市民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今年5?12地震之后，各类谣言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游走于神州大地，引起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

　　相对于传统谣言，网络谣言因其造谣动机之杂、传谣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应对策略之难，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命题(Fisher，1998)。在国外，社会心理学家Bordia和同事(2004)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仍聚焦于谣言本身，而忽视了新媒介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已引起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获得了学术界的共鸣(闵大洪，2003)。逐渐有年青学人关注网络谣言背后的心理动机(张丽丽，2006)、传播形态(黄爱萍，2003)和控制手段(巢乃鹏，黄娴，2004)，这些零星的理性探讨亟需实证研究的检验。

　　然而，针对网络谣言的实证研究开展起来却有较大难度。其一，网络谣言多如牛毛，哪个最有研究价值？是泛泛而谈？还是以点概面？其二，网络谣言来得快、传得广、影响远，如何追踪其轨迹？网上网下的互动又如何予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一类“经久不衰”的谣言，即，艾滋谣言，探寻其十年间文本演变与传播扩散的轨迹，试图得到一些有推广意义的学术发现。本文并不是第一篇关注艾滋谣言的论文。社会学者景军(2006)分析了2001-2005年间“艾滋针刺谣言案”中因公众、媒介以及政府的失措所引发的集体道德恐慌，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慌背后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后中国进入转型社会之际特有的人际信任不稳定状态，即，‘信任危机’”(p.5)。景军通过艾滋病人“口述历史”所搜集到的一手资料给他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立足于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本文将更多从谣言本身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